十八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海安，就是为了守护在母亲身边，方便照顾她。可回来那年夏天，母亲吃饭吞咽困难，在乡镇医院做了胃镜检查，检查报告没有“癌”这个字。我与大哥又把检查报告和母亲带到县医院，请相关专家诊断。我们把母亲安排坐在医院走廊里，大哥到门诊排队挂号，再到专家门诊室排队。我一直陪着母亲，心里默默祈祷∶可别是什么不好的东西（癌变之类的）。

　　“老五，来一下。”大哥在专家门诊室喊我。我进去了，那位外号“××医院一把刀”的专家稍沉思了一下对我们兄弟俩说∶“你母亲食道癌晚期，位置…”我没等“一把刀”说完就溜到卫生间了，我面对墙壁，默默地叹气流泪。

　　本想转业回来让母亲过一个幸福的晚年，怎么就这么巧，偏偏这个时候癌降临到母亲的体内。

　　我用衣角擦干了眼泪，走出卫生间，不敢直视母亲，又怕母亲从我眼里看出什么，又到专家门诊室。大哥和“一把刀”安慰了我一下，商量治疗方案，第一种是手术，但有风险，癌变位置对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，不适宜；另一种就是化疗。根据“一把刀”的建议，就确定化疗。可怎么对母亲说呢？

　　“一把刀”让喊母亲到门诊室，我又溜出去了，站在窗户前，忍不住流泪，不知生我养我的母亲还能活多久，化疗的副作用，母亲能不能挺得住。

　　“老五！”大哥叫我了，“我们回去准备生活日用品，明天来办住院手续”我搀扶着母亲慢慢地向医院大门走去。在医院大门口叫了辆人力三轮车，我让大哥和母亲坐三轮车去车站，我紧跟在后面，看着三轮车尽量走平坦点的路面。

　　从汽车站坐车到离家四里多的地方，我骑自行车驮着母亲，尽量慢慢地骑行，甚怕因路不平颠簸。到了家，其他哥嫂和左邻右舍，都相继来问长问短。我一概不回，默默的陪着母亲，准备住院的生活用品，熬粥，把粥表层稀一点的，专门盛碗里凉一会儿，留给母亲喝。

　　第二天，还是大哥与我陪着母亲到县城的医院，办好了住院手续，我陪母亲做住院前的一系列检查，大哥去病房确定床位。跑了半天，有的检查还没做完（以后的几个疗程，没必须检查的项目就不做了），到了病房，让母亲尽量半躺着，等着挂水化疗。由于刚安排工作，我不能全天陪着母亲，只能下班后陪着母亲，白天由哥姐和嫂子们陪。晩上，我给母亲洗脸，擦身，洗脚，尽量少让母亲吃力，削苹果，用勺子刮苹果泥给母亲吃，每天轮换着口味不同的牛奶和其他品种不一样的传统的汤水，让母亲感觉到我尽可能给她好的侍候。那时没听说过营养液，也没果汁机，每隔两三天到做豆腐的邻居家舀一大碗豆浆，白糖、老红糖轮换放，给母亲喝。

　　三个疗程下来，母亲明显匮乏了，头发变稀了，尤其是没力。在家里的时候，我就借“一把刀”的话鼓励母亲∶不怕多吃（事实上只能吃流质），营养跟上，疗效更好。晚上下班从县城买母亲合适的流质饮品，因为那时没冰箱，只能少买，常买。晚上到家，像照应自己孩子一样，看母亲躺下了，我才能睡着。

　　为了陪母亲也顾不上老婆孩子了，受点委屈也很正常，这个时候也能接受任何委屈。

　　记得母亲在最后一个疗程结束出院时，要到我租住的人家看看我临时住得怎么样，我们满足母亲这个愿望。到房东家看了看，母亲还对房东说∶“麻烦你帮助照应我伢儿啊！”这话听得让我心酸，母亲似乎预料自己活不多长时间了。当时自己预订的房子还在基建过程中，离租住的地方也不远，但不便看。这一次母亲回去之后，就再也没能去哪儿。

　　母亲临终前的早上，我抱扶着她坐起来，给母亲弄了小半碗蛋花，母亲吃力地喝了一口，我抱扶着母亲走出房间。我说∶“妈，我去××了（县城的名字，言下之意我去上班了）。”母亲眯着眼纠着脸吃力地说∶“慢一点啊！（言下之意∶注意安全）”谁知中午大哥电话说母亲可能不行了，我赶紧请假，从丈人家叫上老婆孩子一起回去。母亲静静地躺着，还有模糊意识，她还有一个儿子，我四哥在赶回的路上，我四哥一到家，喊了两声“妈！”，母亲微弱地睁开眼，似乎看到儿孙都在身边，永远地闭上了眼晴。

　　为了多陪母亲，母亲遗体在家里停放了按照农村风俗的最长时间，每当隔着冰柜看着母亲，觉得她还保持着生命的气息，睡得很安详。

　　母亲不在了，才理解∶母亲在，自己永远是个孩子。如今自己也是“房东”了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仅以此文，表示对母亲的怀念。